漫读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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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教育 践行一生

作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21-02-28浏览次数:87

今日人物

 江隆基
(1905.12.24-1966.6.25) 


江隆基,又名泮庵,字盘安,陕西省西乡县丰东白杨沟人,中国著名教育学家,著有《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等。

 

 

今日故事

 从意气少年到人民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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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涯 少年意气


江隆基出生在陕西省西乡县白杨沟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0年,和长兄裕基一起考入西安成德中学,受到共产党人杨明轩(教务主任)的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

1925年,江隆基复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次年转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学期后,因学费无着,休学回乡。期间,他号召本地热血青年,成立“丰东青年协进会”,以“砥砺学行,主持正义,服务桑梓”为主旨,揭发与反抗地方土豪与官府勾结,鱼肉乡民。1926年,江隆基在北大复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江隆基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并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的工作,担任中华校友会主席,组织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期间,他翻译了《对马克主义批判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0年在上海出版)等。

1931年,江隆基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曾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书记,进行反帝救国活动,并联合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留学生成立“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出版刊物《东亚革命》。

从北大书记到兰大校长


1937年1月,有着近10年党龄的江隆基,出任陕西省立西安二中校长。同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在江隆基的带领下,西安二中成为抗日救亡活动中最活跃的学校之一,“振兴教育”从这里启航。

1938年5月,江隆基到延安出任陕北公学教务长。此后,他相继担任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期间,他积极贯彻以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制订了《边区战时教育方案》,为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江隆基先后出任西安军管会教育处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着手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使西北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1952年10月,江隆基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重视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强调党政之间的必要分工,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注意结合我国的传统经验和北京大学的实际。他还认真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充分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江隆基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六七年中,使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7年,周恩来总理到北大视察工作,江隆基(右)陪同


1959年1月,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论文,对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培养目标、理论联系实际、“双百”方针、学习方法等问题,作了全面、深刻、实事求是的论述。在全面整顿兰大校风、学风、教风的过程中,把教学和科研放作重点,使该校设置的9个系、26个专业中,原子核物理、细胞生物等4个学科成为全国闻名的专业,创造了兰大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居功至伟。

江隆基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也有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思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他在《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中总结的8条经验放到现在来看,依然没有过时。

1959年,江隆基给兰州大学全体师生作报告


一杯糖水留人才


江隆基尊重知识,爱惜人才, “一杯糖水留人才”的故事流传至今。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位教授去江校长家中申请调动。江隆基热情地招呼他落座后,便翻箱倒柜地寻找白糖为他冲糖水。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白糖的稀罕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杯糖水让那位教授流下了眼泪。最终,被老校长感动的他选择撤回申请,继续留在兰大。

除此,江隆基质朴淳厚、严于律己、体恤他人的品质渗透在他的点滴生活中,被人铭记至今。

曾任兰大中文系主任的张文轩在《我所知道的江校长》一文中写道:一天深夜,一名学生突发高烧进入昏迷状态,生命垂危。班长向校办值班人进行汇报,没到5分钟,楼下就开来一辆小轿车,同学们赶忙把病人抬上去,送往医院急诊室,使该学生得到了及时救治。后来,同学们从司机口中得知,这是江校长的专车,当时江校长在接到校办电话后立即让司机来接人的。后来,那名因病被救的学生,成了研究《资本论》和人口学的大专家,他说:“我的生命,是那晚上江校长给的。”


那时,江隆基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却把国家配给自己的高干食品诸如牛油、白糖等全部送给学校生病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因为在他看来,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师生的生活、保证下一代的健康。而他的女儿江亦曼此时正在中学住校,每天吃黑乎乎的豆面,得了胃病想回家来住。“父亲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为国分忧,你的同学能坚持,你为什么不能呢?’”江亦曼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这样写道。

困难时期的全家合影


今日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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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 
著者
王戈、王作人

索书号
K825.46=72 ZW2

馆藏地
朝晖中文书库
屏峰中文书库


 推荐理由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主要内容包括:重返北大、雪中送炭、锦上添花、风雨年华、雪压青松、回到西部等。

这部纪实作品,以可靠的历史事实和丰富的生活细节,把人们带回江隆基出任北大副校长的“前七年”和出任兰州大学校长的“后七年”。作者在精心选择人物和事件的基础上,借用“蒙太奇”手法,递次展开,又巧妙地将江隆基的革命生涯穿插其间,从而较为完整地展示了这位教育家、革命家的人生轨迹。

这本传记文学色彩浓厚,场景与人物的刻画十分形象逼真,有大量感人的细节。无论是历史场景、思想交锋还是生活点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还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

或许是因为两位作者都曾是大学教师,熟悉高校生活,一字一句从容写来,真实透亮。可以想见,作者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诸如材料收集、背景调查、深度访谈等。作者笔触冷静沉着,中立客观,质朴生动,行文顺畅,许多细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可以说,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部作品是一本很难找到的活生生的关于校园生活的历史实录。同时,对于教育界而言,江隆基德才兼备与抱诚守真的作为,既是如何做好大学校长的一个绝好的榜样,又是我们反观教育现状的一面明亮的镜子。


片段欣赏 

第一章 重返北大
1952年国庆节过后的一天,一辆苏式吉普车开出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颠颠簸簸地驶去。


车尾很特别地挂了个拖斗,里面装有两个木板箱、两只皮箱,斑驳疤痕随处可见,看上去都是用过多年的东西;还有几个细麻绳捆了的铺盖卷儿。京郊的道路正在修建,路面凸凹不平,也有沙尘,车一颠簸,拖斗里的行李就左摇右晃,咣当作响。即使在当时世人的眼光里,也很难相信会有什么“长”字号的人物坐这种车。

但这已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好车,里面接的是他们的第一副校长江隆基。在此之前他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接到调令后他立即携家眷进京,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几天,参加了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观礼盛典,打发走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他派的一位警卫员,这天去走马上任。

江的一侧坐着他的妻子宋超,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小召;另一侧坐着大点的也是女孩儿,名叫小曼,小手扒着车窗,好奇地观望着沿途的景色。可以说,这辆吉普车载着江隆基的全部家眷和全部家当,将他事业的航船驶进了一个全新的港湾。

司机旁边坐着前来接他的校办负责人,主动搭话说:“听到您来北大,大家都很高兴。马校长派我发个欢迎您的电报,是在红楼外面的东四邮局发的。”

“哦,收到了,谢谢大家。”

江隆基这句话说得平平常常,不热不冷,例行公事式的。校办负责人期待着新校长的问话,像一般新上任的领导一样问长问短,了解情况,然而终究是一路无话。

他侧过身来好奇地注视着这位新到任的副校长,见他穿一身灰布中山装,两手搭在膝盖上坐得端庄笔直,目不斜视,像在出席某个重要的会议。脸膛方方正正,前额高阔,两弯浓眉,目光始终凝重而多思,大嘴唇不苟言笑。第一印象是位极严肃的领导,年轻的校办负责人油然产生一种敬畏感。当然他也或多或少地听说过一点江隆基的经历: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两度出国留学,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抗大、延安大学的主要领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许多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为省部级干部。他与吴玉章、蒋南翔、李达、匡亚明、成仿吾等人一样,被称为“党内教育家”或“红色教育家”,而北大现有的校领导中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路旁的农田瓦舍清新宜人。沿路的许多地方还是村庄样子,新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工地上热气腾腾人声鼎沸,使人明显地感到,北平改称北京之后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江隆基只是偶尔看一眼车窗外面的景致,更多的则是目视正前方,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他曾是北大的学生,不过那时的北大在沙滩红楼,而现在的北大在他从未涉足的燕园;时隔二十五年重返北大,而且求学与当校长的本质含义就有天壤之别,他的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去年冬天他来北京开会,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征求他的意见:“你考虑一下能否离开西北。”他的回答很干脆:“服从工作需要。”回去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也问他对工作调动的意见,他仍答:“服从组织决定。”又问:“如果调动一下,你愿意干什么工作?”他答:“还干教育,我对教育有特殊的感情。”就这样,一纸公文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勾起了他对旧北大如烟往事的回忆——

1924年,十九岁的江隆基和二十岁的长兄江裕基同时从西安省立二中毕业,都想考北京的大学,但地处大巴深山、粗通文墨的农民父亲江廷瑜纵然有“耕读传家”的美好愿望,仅凭几十亩薄田和一个点心铺,怎么也无力供给两个儿子同时远赴北京就学,更何况下面还有两个小儿子,一个已经十五岁上了中学,一个十二岁也即将考中学。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四个儿子是他的骄傲,哪一个的学业他都不想放弃。他要靠儿子改变恶棍横行乡里的社会,改变外国传教士颐指气使的风俗。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传来好消息,这年庚子赔款分配给陕西的留学名额比较多,老大江裕基考上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的官费留学生。长兄的出国留洋鼓足了弟弟江隆基的勇气,也暂时地解除了老父亲的后顾之忧,他顺利地考进北京农业大学。

读了半年,江隆基萌发出一种意识,来北京这样的地方读大学,就应该读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当年的北京大学有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有著名的教授胡适和鲁迅,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还有他最爱读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独秀文存》《梁任公讲演集》等书刊。怀着这一美好的愿景,1925年春季招生时,他从北京农业大学转考到北京大学,佩戴上了由蔡元培恳请鲁迅先生设计的圆形校徽,来自穷乡僻壤的江隆基由此走上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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