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之父
1928年夏，钟敬文先生在杭州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1934年春，钟先生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教职，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日之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他率先垂范、殚精竭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民间文艺学家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应党的邀请，钟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给钟敬文先生写下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赠言。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满腔热情地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全国性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园地。
诗人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嗜好诗艺，读诗、作诗、评诗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精神内容。钟敬文先生有着诗人的本色，曾说：将来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诗人钟敬文”。钟敬文先生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谦虚，对关乎性情、表达志向的诗艺颇为自得。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动人诗篇，发表了精美的诗论。他的新、旧诗集仅单行本就有《三朵花》、《海滨的二月》、《东南草》、《未来的春》、《天风海涛诗词抄》等7部。他对诗歌创作理论十分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写下了大量的诗话、诗论，如《盲人摸象式的诗谈》、《天风海涛诗话》、《诗心》、《蜗庐诗谈》等，后来这些诗学理论著作汇集成《兰窗诗论集》一书。
散文家
1928年夏，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在杭州，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教育家
他创立和发展了中国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高级专业人才，是中国民俗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在人才培养上，他有着独到之处，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标准，其次才是学问，因此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养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
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钟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
感悟
钟先生曾经谦虚地说，自己的资质只能算中上，如果说还有所成就的话，那主要是来自勤奋。在我们看来，这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因为他的资质，单是博学强记这一点，就远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后半句话，却是不争的事实。勤奋，几乎是钟先生的一种天性，它突出地表现为“腿勤”、“手勤”和“脑勤”。作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行的我们，要将勤奋当做一种态度。
钟先生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伟大的成就或者平凡的生活，如有了情怀和信仰，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会更有意义，得到的喜悦和更长久，遇到了磨难也更能坚持。当下的年轻人，要做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