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由此开始拉开了历史大幕，这是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命运、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也许中国会与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开始跟上世界历史的先进潮流，然而“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最终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也称作“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同时肩负着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使命，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依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日人物 | 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名为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醇亲王奕譞之子，慈禧太后之侄，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三十四年（1875—1908），年号“光绪”，死后庙号德宗。
同治十三年（1875）光绪皇帝即位后，先后经历了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到慈禧太后一人的垂帘听政，至光绪十五年（1889）终于亲政，但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其间发生了中法战争（1882）、中日甲午战争（1894）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的惨败，相继签订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所签订的《马关条约》给予了光绪皇帝极大的刺激，当他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曾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竭力一心，兴革自强，表明他振新国家的决心。所以，他痛定思痛，极力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戊戌变法”，但受到慈禧太后的反对，继之又被袁世凯出卖，最后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至1908年带着终生遗恨离开了人间。
《清史稿》这样评价道：“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前国耻。已而师徒饶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光绪驾崩后，清越四年而亡。”
颁诏变法
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先是在此前的6月8日，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拟奏《请明定国是折》，请光绪帝“明谕内外臣工，恪守旧章，实力整顿，无挠于强敌，无眩于他途，有开新为说者罪无赦。若皇上审敌量时，以为必当变法，亦请特颁明诏，一切新政，立见施行，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如此则国是画一，天下臣民咸晓然于圣意所在，有所适从，不再如前之游移莫定，两无所成矣。”
光绪皇帝几乎全盘接受了改良派的改革纲领，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百日维新自此开始。
诏书有关“戊戌变法”的核心内容如下：一是在政治方面，主要有开放言路，精简机构，任用新人。二是在经济方面，主要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三是在 方面，主要有裁减绿营，精练专 ，添设 ，改用西洋训练，筹设武备大学堂。四是教育方面，主要有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属经济特科，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在文化方面，主要有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等。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兼有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内涵与使命。
两大阵营
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宣布“戊戌变法”之后，当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截然分成了两大阵营：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光绪皇帝为了对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不仅极力引进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主张变法人才，而且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同时以十分激进的姿态接连颁布了几十道改革诏令，广泛涉及政治、 、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但重点是在教育与人才，核心是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效率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引起强列震动。
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如此高频的改革诏令，也严重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集团的愤怒与反制，他们迅速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并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慈禧太后的反制措施主要是在人事布局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6月15日，慈禧太后同时作出了两项人事安排：一是斥黜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等，逐回原籍；二是以荣禄为署直隶总督。
翁同龢是“帝党”阵营的核心人物，早在1月25日，就是因为翁同龢的推荐，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具折上陈，谕总署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不许阻隔。后来又在光绪皇帝的系列变法举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斥黜翁同龢既是为了消弱“帝党”阵营的力量，同时也是对所有支持变法官员的警告。与此相反，荣禄则是“后党”阵营的核心人物，由荣禄署直隶总督，实际上已为慈禧太后后来的戊戌政变提前布好了局。这一进一出，已经预示了“戊戌变法”的最终结局。
荣禄
三召袁世凯
袁世凯
就在“帝党”、“后党”两大阵营矛盾日趋激化、面临即将摊牌之际，光绪皇帝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与恐惧，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皇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而光绪皇帝本人则更将摆脱危机与险境的希望寄托在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所以在9月中旬短短一周的时间内便有三召袁世凯的不寻常举动。
9月11日，光绪皇帝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这是一召袁世凯。袁世凯于1897年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练兵，统率新建 ，掌握着 实权。从一开始，康有为等维新派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在7月底曾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试探其态度。康有为判断袁世凯“为我所动”，于是举荐袁世凯为侍郎。光绪皇帝此次召见，意在将他拉到“帝党”阵营，以其对抗“后党”核心人物、直隶总督荣禄。
9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这是二召袁世凯。光绪皇帝颁谕内阁：“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顿戎行之至意。”光绪皇帝的第二次召见，同样意在拉拢袁世凯。
9月20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随后袁世凯乘火车回到天津，这是三召袁世凯。先是在9月18日夜晚，谭嗣同进入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透露慈禧太后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皇帝，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袁世凯假装答应。当天在受光绪皇帝召见的时候，袁世凯虚与委蛇，向光绪皇帝表示他本人支持变法，但不应该靠康有为这些新进者，他们资历太浅，变法太冒进，而应该张之洞等老成的大臣出来主持。就在当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便将谭嗣同所言向荣禄报告，使慈禧提前获知了维新派的冒险计划，随后便发生了充满腥风血雨的戊戌政变！
太后政变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幽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废除新政，捕杀维新党人，百日变法运动宣告失败。慈禧太后的戊戌政变，是晚清的一场政治大地震，集中在“人”与“事”两个方面：
康有为
先说“人”的方面，集中在肃清“帝党”阵营。又分两个层面：一是逮捕杀戮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党人的核心成员都受到通缉。9月28日，令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著即处斩，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行刑前留下绝笔诗：“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胆肝两昆仑！”康有为得英人相助，经天津逃亡香港，再由香港赴日本；梁启超则因日人帮助经天津逃亡日本，抵东京。二是革职、流放支持维新变法的“帝党”成员。如令将保荐康有为等的礼部尚书李端棻奏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令将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革职，永不叙用；令支持变法的湖南学会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帝党”阵营一网打尽。
谭嗣同
再看“事”的方面，集中在废除变法新政。慈禧太后先是确立自己重新“训政”的合法性。9月21日，让光绪皇帝下谕内阁：“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竞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籲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然后才有废除新政的合法性。
9月26日，慈禧太后命废除的变法新政，包括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停办《时务报》，保留京师大学堂等。再到10月9日，慈禧太后命查禁报馆，严拿主笔；又命以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停止经济特科考试；撤销京师农工商总局。可以说，6月11日以来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已被废止。
从晚清中国的历史发展潮流来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是无可阻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慈禧太后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不仅仅是“戊戌变法”的罪人，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千古罪人。
历史评价
尽管“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残酷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毕竟在晚清中国存在了100多天，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对其后的“晚清新政”以及政治文化各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人对其的评价大致有三种：一是肯定论。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二是否定论。如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三是两点论。英国政治家罗伯特·赫德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
“戊戌变法”同时肩负着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使命。其中的政治变革成果在稍后的“晚清新政”中即有实质性的承续，而在思想启蒙方面则一直延续到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要成果可以从显性与隐性成果两个方面加以总结。
其中最为重要的并为慈禧太后保留下来的显性成果是京师大学堂的开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的标志。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管理职能，统辖全国教育，对于促进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的兴办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隐性成果则蕴含在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比如废除科举，在经历慈禧太后的短暂叫停之后又继续向前推进。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中西交融与新旧演变，当时提出的一些论题至今依然值得后然加以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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