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的放榜日，盛家的长柏、长枫，小公爷元若，顾二公子廷烨，纷纷去揭榜。
长柏，被小六发现高中了，还考了第十三名，丫头仆人们个个都兴高采烈，如兰和明兰也乐得合不拢嘴，顾二公子赶紧拱手作揖来祝贺，长柏赶紧举手回礼，谦虚有礼。
长枫，林小娘和墨兰眼巴巴地把榜单从头到尾扫视了无数遍，还是见不到长枫的名字，长枫更是看得那个叫焦躁不安，眼睛似乎要穿过榜单都要射穿墙壁了。旁边的一个路人看不下去了“公子哥，看你这么年少，这次不中，下次还有的是机会”，听得长枫更加怒火中烧，冲上去，抓了人家的衣领要跟人家急，“你凭什么说我不行，我明明是考中的！”
小公爷元若则和爹娘同坐在轿子中，等着仆人们去打探中榜的消息，小公爷坐得忐忑不安，还是略微有点不放心和不确定的，毕竟都是第一次科考，也是情有可原。仆人们带来的消息，更加让他像霜打的茄子，彻底焉了……
最后一位公子哥那就是顾二叔了，这时的二叔整个人也跨了，嘴里喃喃自语，原来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正如《知否》里演绎的，在那个年代，科考是年轻人走向“人生巅峰”的必经之路。在剧里也可以看出，就算是很优秀的小公爷也未能一次考中，这足以看出要通过科考这一关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可能考到一把年纪也不能上榜。那么，什么是科考？谁能参加科考？具体科目考什么？而为什么最后又被废止？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看今天的漫读吧！
科考的“一生”
创立
科举制度是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史学界存在争议，有汉朝、隋朝、唐朝多种说法。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隋代选官办法是两汉分科察举办法的沿袭。
两汉以来，朝廷选举主要通过皇帝不定期下诏而举行。唐代有了每年定期考试的制度，同时也保留临时下诏考试的办法，即所谓“制科”。
唐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唐朝科举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的确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
宋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弥封、誊录，是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记。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北宋科举最初仍每年举行，但随着实行弥封、誊录，增加殿试等，使每一次考试的组织准备、人员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宋英宗治平三年，正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
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
元
从1234年蒙古灭金，到延祐元年（1314年）元朝开科举，中间长达八十年之久停废科举，这是整个中国科举史上最长的一次中断。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的首届科举会试开场。元朝科举每三年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元朝科举体现出的民族不平等差异是巨大的，左右两榜数量名义上相等，而汉人、南人的人口总数却不知比蒙古、色目人超出多少倍。名义上左、右两榜的第一名都算状元，但实际上只有右榜蒙古人、色目人的状元才算真资格。
元朝的科举并未改变元朝官僚机构中绝大部分为蒙古、色目贵族和受提拔的胥吏占有的情况，这一点时元朝吏治比其他封建王朝更加腐败黑暗的基本原因。
明
朱元璋建立明朝，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但朱元璋不久又认为所取举人进士少实才，朱元璋宣布停罢科举，科举一停达十年之久。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宣布恢复科举。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公布《科举成式》，基本制定了明朝此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科举成文法规。清朝大体照搬明朝成例，明清科举一脉相承达五百多年。
明清时代的科举成为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明清科举又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提到明、清科举，一般人最熟悉的就是八股文。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绝无实用价值。八股文又称制义或制艺。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
自王安石推行经义取士之后，科举制度的积极性日少、消极性日增，至明清两代，科举达于极盛而自身的弊病亦达于极甚。
废除
自明朝以后，中华民族日益落后于世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有个别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汲取西方文化改良中国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连踵不断，八股选本中绝无应付此种危局之计，部分官僚搞起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决意变法。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再次上书，要求变革科举。光绪帝接见康有为。光绪帝下诏，“自下科为始, 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 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接着又连续下诏，令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将全国各地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之学校，废止科举中的最后阶段“朝考”，并且“不凭楷法取士”等等。
但戊戌变法不过一百零三天，以西太后为首的势力发动政变，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开办外，新政都化为泡影。清朝的最高权利仍掌握在那些腐朽的满洲贵族和八股出身的大臣之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朝迅速败于八国联军，北京沦陷，西太后挟光绪帝逃亡。创深痛巨的教训，终于使清政府懂得全面推行新政、革除弊法是唯一的自救之道。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最终结束。
考试科目
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墨义
墨义即笔答，考官根据经文出题，考生笔答该句经文的前人注疏或上下文。有时采取口答的形式，就称为口义。
帖经
帖经，就是考官任取经典中某一段，用纸条贴盖其中数字或数句，令考生背出来，类似现代填空考试的办法。
策问（时务策）
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
诗赋
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议论只谈旧策还是表现不出真才实学，建议加试杂文两篇（一诗一赋），于是开始了诗赋考试。
杂文
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应试者的文学才华。自魏晋以来，社会上崇尚文学之风日盛。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诗赋考试要求考生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考生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
武举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开创武举制度。 之后历朝历代武举制度时兴时废。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止武举制度。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
科举制度的影响
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他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 , 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 , 动摇了门阀制度 , 扩大了统治基础 , 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与封建社会其他所有选举制度相比 , 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 ; 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 , 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
科举制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 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 , 广泛搜罗人才 , 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 , 权在国家 , 考取者无私恩 , 黜落者无怨恨 , 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
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
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
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
第二，由于入仕途径单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发财的想法，所以导致追求部分士人产生了畸形的价值观，从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会悲剧。
第三，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名人评科举
白居易：唯秉至公，以为取舍。
唐宣宗：有司考试，只在至公。
张萱：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
李蔚然：科举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
孙中山：科举制度“平民政治”，而且优过“民主政治”，是“极端平等政治”。
科举轶事
范进中举
《范进中举》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故事情节。该作品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刻画了他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用岳丈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极其鲜明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以及中举后邻居对他的前呼后拥和乡绅赠屋的等事例重点刻画出了一个趋炎附势热衷仕途，好官名利禄且世态炎凉的可耻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社会及其阴暗的特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他半生贫穷困乏，有时到了断炊挨饿的境地。他连考二十多次，没能进学。受人冷遇，遭人歧视，好不容易到54岁才勉强进了学，算个秀才。他丈人胡屠户骂他“现世宝”。他也只唯唯诺诺，怯懦地回答：“岳父见教的是。”有时被骂得“摸门不着”，甚至把臭痰吐他一脸，也没半点儿脾气。
穷困并未使他那腐儒的呆气和酸气减退，即使在急待卖鸡买米时，也还是“一步一踱”，“东张西望”，并不着急。
同时，他又名利熏心，拼命追求举人、进士，热衷做官为宦。他饱经科场打击，受尽了冷嘲热讽，但并未使他追求功名的热心减退。到了54岁的晚年，仍然以“童生”资格，在腊月寒风中，披着破烂的麻布直裰，冻得哆哆嗦嗦，去考秀才。家里穷得无钱买米，他还要到处借钱凑盘缠，去考举人。当他骤闻中了举人，激动得无法控制，竟然疯了，真是可怜、可叹又可笑。
说他呆头呆脑，又不尽然。范进见了地主豪绅，就露出了一副媚骨，竭力拉拢巴结。会到了张乡绅，满口是“久仰老先生”，“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尽力谄谀奉迎，奴性十足。
最后，范进这种百无一能、迂腐呆蠢的人，很快就做起了官老爷，掌握政权，管理百姓。从这里读者也可以看出封建官场的黑暗。
榜眼不服气肉搏成状元
今天的高考虽然比较公平，但面对结果，仍会有考生不服气;古代，这种情况更不少。北宋初年，王嗣中参加科举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中了进士。但王嗣中却很不服气，认为排在第一名的进士赵昌言不如自己，于是就向有关部门投诉。当时，考试名次虽然排出来了，但还没宣布状元是谁，所以王嗣中就想争一把，把这个状元争过来。此事反馈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赵匡胤没经历过这种事，就命人将王嗣中和赵昌言二人带到殿上来，让他们分别陈述理由。于是，二人就在大殿上吵了起来，各说各的理，谁也不服谁。
赵匡胤心想：这样吵下去，吵到天亮也吵不出结果啊!便对二人说：“你们别吵了，现在，你们二人以手相互搏斗，谁胜了谁就是状元!”
众人一听，以为皇帝是在开玩笑呢，但王嗣中反应快，趁赵昌言还在发愣的时候，就抬手向赵昌言头上打去。赵昌言是个秃头，当时戴着帽子，王嗣中一打，一下子把他的帽子打掉了，露出了明晃晃的秃顶;王嗣中捡起赵昌言的帽子，向赵匡胤说：“陛下，臣胜了!”众人见了，哈哈大笑起来，赵匡胤也大笑起来，宣布说：“好吧，那就以王嗣中为状元，赵昌言为榜眼吧!”
惹恼皇帝发配边区
王嗣中实在是很走运，但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好的运气。明永乐四年，莆田人陈实考中了进士，那一年的头名状元也是莆田人，叫林环。陈实这个人，心胸狭隘，嫉妒心强，十分自负，认为同乡林环平时的成绩和名声远不如自己，怎么他就能当上状元而我就没当上呢?于是便上疏给皇帝，说这次选取状元的结果不公平，应该存在暗箱操作情况，希望皇帝能明察。
永乐帝朱棣接到举报后，对这件事很重视，亲自召见陈实当面询问。陈实便向朱棣说：“陛下如果不相信我的才学在林环之上，可以任意出一百道题，我肯定都能答得上来。”朱棣见他如此自信，就让有关人员草拟了一道百问策，自己亲临考场，命陈实和林环当面答题。他们二人答完后，朱棣看了一下，感觉答得都很有水平，难分上下，就没有要更改状元的表示;陈实依然不服，在朝堂之上与林环争论，情急之下，陈实竟然大吵大闹起来，此举令朱棣大为不满，当场降旨将陈实发配到边远地区戍边。陈实到达流放地不久，就憋气加窝火一命呜呼了，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丧命，其他亲属也受到连累。直到嘉靖年间，朝廷才不再追究。
大风刮跑卷子考生被除名
科举制度只能使极少部分人改变命运，多数人只能落榜而归。落榜的原因，成绩不够当然是主要的，但也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影响因素，让人大开眼界：正德十二年，有个叫刘淮的人参加科举考试，这个人饱读诗书，中举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正当他在考场答卷时，忽然刮过来一阵风，把他的卷子刮跑了，卷子随风飘飞，飞过了五凤楼、落到了南御河边。卷子被找回来之后，负责录取工作的杨阁老在卷子上批了 “不谨”两个大字，刘淮因此便落榜了。杨阁老所批的“不谨”是什么意思?按字面的理解，很可能是指责刘淮“不谨慎”，可是，卷子被风刮走的事纯粹是偶然现象，再谨慎的人也不可能预测到，因为这个革除刘淮的功名，的确有些荒唐。
幸运儿中的幸运儿
科举考试的竞争十分激烈，因此，能胜出者都是幸运儿;那么，如果有人没答完卷子却依然胜出了，就应该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了!宋代有个叫刘之杰的人，就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
某一年，刘之杰参加科举考试，策论题刚做了一道，肚子便疼痛难忍，只好拿着没答完的试卷往茅房跑。到了茅房后，他把试卷插在了茅房门上，打算等解手完毕之后再带回考场继续答题。但他解完手后，急匆匆地就往考场赶，忘了拿试卷这回事，等到了考场才想起来，回去找时，试卷早已不见踪影，他只好自认倒霉，认定自己这回是没希望了。
但几天之后，他竟然发现自己中了进士，而且还名列前茅!他觉得此事蹊跷，但一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刘之杰后来官至制置史，有一回，他到某州视察工作，当地的官员接待他，在聊天时，那名官员说：“我与大人恰好同年登第，有一事正想告知大人。”刘之杰便问他是什么事，那名官员屏退了左右，对刘之杰说：“当时我在考场上，也去上厕所，见到了您遗落的卷子，发现还欠第二、第三两道大题没做，就顺便带回了考场，替您把那两道题答了，然后交给了考官……”刘之杰一听，如梦方醒，连忙向那名官员表示感谢，说：“我一生官场仕宦，都是您所赐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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