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票号
（票号银库）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票号与钱庄、银号虽然都是金融机构，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钱庄早期称钱肆、钱铺，小的钱庄仅从事兑换银钱货币的业务，规模大一些的除了银钱货币兑换业务外，还可办理存放款业务。
银号是以熔铸碎杂银两为元宝和兑换银两的商业信用机构。此二者业务范围仅限于本地，客户多为中小资本商户。
而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通过在国内外开设分号，进行跨国跨区域经营，以官款作为存款大宗，放款也只给官吏、钱庄和有经济实力的商号，同时还会发行纸币。
平遥票号的由来
（日升昌门额）
平遥县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民间流传着“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平遥人”的说法。
当时山西的介休、榆次祁县、太古、平遥等县商人，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号，每逢年底结账，他们都要给老家捎些银钱，通常都是由镖局承运，运费高，安全性低，还不时出现差错。因此，有人和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商量，将现银交给北京西裕成，由北京西裕成写信给平遥西裕成，而后便可在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取现银。
起初，这本是朋友亲戚家之间的两地拨兑，也不出手续费或汇款费。后来，越来越多的商号觉得这种方法既安全又方便，都愿意出一部分汇费进行异地兑款业务。于是在19世纪20年代，西裕成颜料庄受其他商号委托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而这家票号也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
（雷履泰像）
平遥票号的产生即是偶然也是必然，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的。
其一，原有封建金融机构不再能适应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外国白银流入的刺激，国内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到清代康乾时期，国内政局稳定，农业发展迅速，不仅地方性市场在各地方兴未艾，全国性统一的大市场也逐渐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对金融资本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单纯兑换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商品流通幅度扩大使得出现跨地区现金调拨、平衡和债务清算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汇兑的专业化。
其二，明代中叶后的商品货币经济也给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明代正统年间，由赋折征金花银。明代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把田赋和杂役合并征收。这些改革使社会商品经济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民间除使用银两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
其三，早期金融机构——银号、钱庄等也为票号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康乾时期，钱庄、币局、银号遍布各地，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这些早期的金融机构亦是票号产生的客观社会基础。
其四，镖局运现对于货币交割的局限性。如前文所述，镖局长途运现不仅价格昂贵且安全性低，商人亟需一种既快又安全的运现方式，于是票号也应运而生。
其五，票号诞生于平遥而不是其他地方（如财力雄厚的徽商）也是有原因的：晋商经过几百年的积累，资本积累雄厚；晋商多广布分号，具有提供汇兑服务的组织准备；晋商多数从事长途贸易，本身即对汇兑服务需求迫切。而以垄断官盐发家的徽商，在清朝道光年间，随着国家盐业政策的调整，失去了垄断地位，财富急剧缩水，创建票号客观上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徽商尽管很早就有人从事汇兑业务，但当时徽商巨头们并没有加以重视，白白错失了创办、继而垄断票号行业的良机。
（小故事：蔚泰厚和日升昌票号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氏眼见日升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十分眼红，但苦于无人可以胜任经营票号的工作。此时日升昌二掌柜毛鸿翙（huì）与大掌柜雷履泰意见不合，于是侯氏趁机聘请毛担任蔚泰厚经理。毛氏感恩侯家赏识，决意与日升昌一争高低，使票号业务蒸蒸日上。）
平遥票号的贡献
（蔚泰厚票号的铃铛排山脊）
（日升昌票据样式）
第一，改善了中国近代的金融流通方式。票号之前的金融流通机构各有缺陷和局限性，如遇事故，常使金融梗塞。而票号的产生极大地改善了这些问题，方便了商业交易。
第二，为近现代官商银行的建立培养了人才。清政府建立官商银行时，票号确实提供了不少业务骨干，如日升昌分庄经理王靖夫、宝丰隆票号股东乔世杰等。
第三，为开办官商银行提供了宝贵的经营经验。票号经营汇兑、存放等业务的方法给官商银行提供了现成的方法。许多银行所用种种汇票、凭票多沿用票号成规。
第四，平遥票号带动了平遥民间文化的大发展。居民院落的四合院布局，饮食习惯中的碗脱子、平遥牛肉，家具中的推光漆器，民间的流行音乐、鼓书等都与票号的兴盛有关。可以说，票号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平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特色的发展。
（蔚泰厚票号的四合院平面图）
票号的兴盛与衰落
（汇通天下匾额）
在日升昌的“带动下”，平遥不断有精明的商人投资经营票号。到公元1838年，平遥已经成立了7家票号，在其影响下，各地商家纷纷效仿，入资票号的人迅速增多，如山西太古帮的“志成信”、“协成乾”，山西祁县的“合盛元”、“大德通”，浙江的“阜康”，云南的“天顺祥”等。
平遥票号业进入鼎盛时期是在1892年后。随着中国沦为完全的半殖民地，平遥票号在规模和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家票号纷纷将自己的业务领域扩大，不仅是在国内，在新加坡、莫斯科、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都开设了分支机构，真正实现了“汇通天下”。
然而，平遥票号业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概述其原因有四：
第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随着中国彻底的半殖民化，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倾销大量洋货到中国境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平遥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当时的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
第二，国内局势内忧外患。1924年，外蒙宣布独立，废除对外条约，使旅蒙商人遭受巨大损失。屋漏偏逢连夜雨，票号业又在辛亥革命中遭遇了致命打击，各票号放出之款无法收回，存款却又纷纷来取。1914年，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号卷入要案，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为感恩其当年相助，不惜举债担保，致使自身元气大伤，再未崛起。而日升昌的衰落，产生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效应，一大批票号先后倒闭歇业。
第三，封建制度政府的衰微。平遥票号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随着赖以生存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倒台，国家银行和地方钱局竞相建立，以及外国银行的不断冲击，终于自行关闭，从而导致平遥南大街独占全国金融汇兑中心地位的陨落。
第四，墨守陈规，错失改组良机。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但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强弩之末，终是无法振作。
结语感悟
“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平遥票号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兴盛之后走向灭亡，一场历尽辉煌的商旅大戏终于落下帷幕。当初面对多少辉煌，而今就面对多少遗憾。
但可以肯定的是，平遥票号的衰落并不是终结，也不是悲剧性的结局，而是时间宣称她的历史既不错误又不正确，正如风扬起尘土是因为风想要吹拂大地，带走我们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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